未曾想到的是，“三星伴月堆”百年之后竟然揚名天下。1927年，廣漢月亮灣燕家院子燕姓村民在疏浚溝渠時挖出一批玉石器，這一消息很快傳到成都，引起學術界高度關注。衛聚賢等學者認為廣漢月亮灣玉石器可能是先秦時代巴蜀文化的重要遺存。

1934年，經當時政府主管部門批準，原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今四川大學博物館前身）應邀在出土玉石器的月亮灣燕家院子旁進行了首次發掘，確認了遺物的原生地層，郭沫若給林名鈞寫信贊譽道“你們在漢州發現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與華北、華中發現者相似。這就是古代西蜀曾與華中、華北有過文化接觸的證明……祝你們取得更大的成績”，一些學者據此提出了“廣漢文化”“巴蜀文化”等學術觀點。

不過，只靠一條探溝和少量出土遺物是不可能構建起遺址文化全貌的。研究之路算是開了個頭，由此引發的巴蜀文化討論卻在不斷發酵。

考古工作者對三星堆持續開展研究始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馮漢驥教授等專家的帶領下，四川省文博機構曾多次組隊在廣漢月亮灣一帶進行考古調查，在公開發表的簡報里，月亮灣、中興鄉、馬牧河、橫梁子等地名耳熟能詳。其中，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大學1963年在月亮灣地點的聯合科學發掘收獲最大，發現了房址、灰坑等遺跡，出土玉石器、陶器等較多遺物，三星堆遺址的文化面貌逐漸清晰，確認了這是一處文化內涵豐富、文化堆積延續時間長、古蜀國時期的大型中心聚落。

真正大規模、系統開展三星堆考古工作，始于1980年。當年5月開始，原四川省文管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王有鵬研究員率隊在三星堆進行考古發掘，大量遺跡、遺物現身，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其最大貢獻是建立起了三星堆遺址的年代分期。發掘者認為：“我們進一步了解了三星堆遺址古文化的基本面貌，它是一種在四川地區分布較廣的、具有鮮明特征的，有別于其他任何考古文化的一種古文化……建議將這種古文化命名為‘三星堆文化’。”從此，燕家院子、月亮灣、三星堆等遺址統稱為三星堆遺址，1984年，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興致勃勃地說“我看這就是巴蜀文化的生長點”。

天道酬勤，1986年7月至8月，三星堆遺址一、二號祭祀坑被考古工作者發現，大量青銅器、玉器、金器等珍貴文物出土，“一醒驚天下”。

1987年至2019年，考古工作者對城墻與城壕、仁勝村墓地、青關山大型建筑基址等重要遺存進行了多次發掘，對三星堆古城范圍、功能布局以及建造過程有了基本認識。

2019年秋，三星堆遺址祭祀坑區考古發掘重啟，新發現的6個“器物坑”發掘出土青銅器、金器、玉器、牙雕等文物共計17000余件，包括青銅大面具、青銅神壇等重要文物，“再醒驚天下”。

從三星堆遺址初次被發現到“再醒驚天下”，歷經近百年的光陰。幾代考古人薪火相傳，留下無數平凡卻令人感動的回憶，譜寫了三星堆考古的世紀華章。